《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先秦時期，祭祀與戰(zhàn)爭是被看成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兩件事，而祭祀還排在戰(zhàn)爭之前。可見，祭祀在古人心中的分量之重。祭祀，體現(xiàn)了古人的精神信仰。而祭祀的對象則主要是自己的先祖，當(dāng)一個宗族或國家遇到危難之時，也總會到宗（太）廟哭訴禱告一番，以求列祖列宗顯靈保佑。
因此，古人也常將“宗廟”與“社稷”聯(lián)系在一起，而以“宗廟”代指江山，用“絕祀”喻指亡國。如《史記·燕召公世家》：..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迫蠻貉，內(nèi)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shù)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所以，也才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若敖鬼餒”等成語流傳於后世。故而，對於一個王朝與政權(quán)來說，最為隆重與肅穆的場所便是太廟。而為區(qū)分所奉之先祖，故又會給所奉之先祖加以名號，此名號即為廟號。
按“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標(biāo)準，故而，開國皇帝稱祖，嗣位之君常稱宗，此亦“祖宗”一詞的來歷。廟號始自於殷商，周有謚號而無廟號。秦始皇統(tǒng)一天下之后，廢除謚號與廟號。再至漢朝建立，又恢復(fù)了廟號與謚號（唐朝以前，有功績的帝王才有廟號）。作為大一統(tǒng)王朝，第一位擁有廟號的皇帝，劉邦的廟號常被誤以為是漢高祖。
但是，無論是根據(jù)《史記》還是《漢書》的記載，劉邦的廟號都是漢太祖。如據(jù)《史記·高祖本紀》記載：丙寅，葬。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
《漢書》基本上照錄了《史記》的記載：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群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
兩部史籍都肯定了劉邦的謚號為“高”、廟號為“太祖”，這跟明朝朱元璋的廟號與謚號完全一致。那為何朱元璋常被稱為明太祖，而劉邦卻被稱為漢高祖呢？
這要歸功於《史記》的強大影響力，司馬遷將帝王一類人物的傳記命名為“本紀”。而劉邦的本紀就稱之為《高祖本紀》，且在正文之中，通篇稱劉邦為“高祖”。在班固的《漢書》中，雖將劉邦的傳記稱之為《高帝傳》，但應(yīng)是受了司馬遷的影響，在《高帝傳》的正文中也稱劉邦為“高祖”。
那么，司馬遷為何稱劉邦為漢高祖，而不稱之為漢太祖呢？一則，在於《史記》為通史，其記錄自上古而至當(dāng)朝。在漢朝以前，唯有殷商的帝王有廟號，而殷商開國君主--商湯的廟號即為“太祖”。雖據(jù)說殷商追尊其先祖王亥為“高祖”，但王亥畢竟不是正式帝王，其對后世的影響力也相對較少。司馬遷如果將劉邦的本紀命名為《太祖本紀》，就會有指代不明而產(chǎn)生的誤解。
二則，漢朝也才剛恢復(fù)了廟號制度，而在廟號的使用上也沒有后世那么規(guī)范。唐朝以前的皇帝，都很少稱其廟號，而一般稱其謚號（即某某帝，如漢武帝、隋文帝等等）。其一，廟號的使用并沒有謚號那么長久與完善。其二，也并不是每位帝王（唐朝以前）都有廟號。故而，司馬遷在廟號使用上也就沒有后世那么規(guī)范。
三則，司馬遷稱劉邦為“高祖”，乃是謚號與廟號的雜糅。稱其廟號，乃是為了突出劉邦建立大漢基業(yè)之功勛。稱其謚號，乃是源於當(dāng)時的習(xí)慣（周至隋，稱謚號）。而謚號本無“高”，后以“開國立朝”功最高，故特起該謚號。司馬遷稱劉邦為高祖，即有突出劉邦功勛的意味，也是受到當(dāng)時“謚號”通行的背景影響。
參考史籍：《漢書》、《史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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