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文化：遺失的傳統:墨子

先秦的時候，墨家曾經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派別。孟子曾經感 嘆“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并且以“口距楊墨”自 任。到了韓非子著《顯學》的時候，他說： “世之顯學，儒、 墨也”。《呂氏春秋.當染篇》則把孔、墨并舉，說“舉天 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學， 顯榮于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但是，等到司馬遷寫《史 記》的時候，居然無法為墨子作傳，只在《孟子荀卿列傳》 中附了一段小文章： “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 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除此以外就沒有什么記述。 漢朝早期的時候，墨子仍然被視為智慧的代表，與孔子并稱， 比如《史記.李斯列傳》中說： “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 《淮南子.主術訓》中說： “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 但是自漢武帝“罷黜百家”之后，墨子似乎就從思想界消失 了。直到清朝的重新校注《墨子》，二千年間，只有韓愈等 一兩個人曾經說過同情墨子的話，至于注解的人就只有晉朝 的魯勝一人。

這種現象難道不是非常特別嗎？譬如大地上原來有兩條河 流，幾百年后，其中一條干涸了，人們只習慣到剩下的那一 條去取水，于是，他們說：天下的水都必須從這條河中去取。 假如墨子的思想是無益的，那么，它的衰微就沒有什么可以 感嘆；假如這條河流的水是不可飲用的、無法通行的，那么 它被堵塞，就沒有什么可以感嘆。但是，如果它的斷絕只是 由于人們的疏忽、無知與偏見，那么，當人們發現它的遺跡 的時候，就會感到非常遺憾。歷史并不是成王敗寇的舞臺， 從泥土中挖出來的古希臘雕塑的碎片，其價值要遠高于教堂 的閃閃發光的鑲玻璃。今天，當人們去審視墨子所遺留下來 的思想時，不免會有同樣的感慨。

一輩子飲用黃河水的人，他們也許會說：中國的水是濁的， 他們也許會覺得飲濁水就是他們的命。但是，如果他們了解 更多源頭，就會說：這不過是歷史的成跡，并不是必然性。 對于中國文化，人們觀其成跡，已經發過許多議論，但是， 那些想要把那些特點作為中國文化的天性的人，如果他們了 解更多早期的生動活潑的思想，就會覺得自己的判斷過于武 斷。我們馬上就可以用墨子的思想來揭示這一類謬誤。

述而且作

保守性是人們所認為的中國文化顯示出來的一個特點。這種 特性的源頭，就是孔子所說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 是，墨子早就明確反對這種態度，他把“述而不作”看做“甚 不君子”者的一種。在《耕柱》篇中，他說： “吾以為古之 善者則述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老子說“知 止不殆”，《大學》中說“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 但是墨子告訴我們“善”是可以“益多”的，這是中國最早 的“進步主義”。

方法的自覺

論述的直覺性、辯論的獨斷，也是中國文化顯示出來的一個 特點。就以孟子攻擊墨子的話作為例子，他說“楊氏為我， 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這句話作為他的感情的表達則可，作為分析則不可，因為他 實際上是故意扭曲了墨子的主張，并以此作進一步的夸張。 后來，這種道德化的獨斷方法竟成為中國人辯論的一個習 慣。反過來看墨子，他對待儒家的態度則是分析的，在《公 孟》一篇中他說儒有“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程子覺得他過 于嚴厲，他說： “儒固無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 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他對孔 子也是分析的，他曾經引用孔子，別人問他為什么非儒而又 引用孔子的話，他說： “是亦當而不可易者”。重視分析的 態度是中國后來缺乏的，儒、道講道理，多是啟發性、論斷 性的，所以，《論語》里面很多概念的含義研究了幾千年至 今都不清楚。這樣的傳授方法永遠都必須要權威，必須依靠 權威來解釋，這種方法是扼殺學生的獨立性的，只有你把自 己變成權威之后你才有獨立性。人們常說中國人缺乏個性， 也許根本上就是這個文化后來的傳授造成的，因為在那里方 法是隱藏的、隨意的、無法明白地告訴學生的。但是，墨子 則不然，他為研究問題確立了“三表”，就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非命上》)，“本”是歷史，“原” 是訴諸百姓耳目之實，“用”就是付諸實施以觀察后果。《墨 子》一書中“三表”的應用比比皆是，對許多問題都是按這 些原則去分析的。“三表”的確立和運用本身是一大貢獻， 但是，更偉大的貢獻是意識到必須為研究問題確立方法，因 為只有有了方法的自覺，才可能有研究的活動。后來在中國 的學術中真正可以說是研究的，其實微乎其微。墨子還提出 “察類”與“明故”的原則，“察類”就是概念的明確性， “明故”就是因果性，通過探尋概念的含義和因果性來研究 問題，這不就是“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嗎？這一類問 答在在《墨子》一書中也是隨處可見的，在那里我們可以看 到與古希臘哲學家一樣的思想光芒。

邏輯與實驗

愛恩斯坦曾經推測科學是很難在中國產生的，因為科學依靠 “邏輯與實驗”，而這兩者是中國傳統所缺乏的。但是，如 果他了解墨子的思想，他的說法就會不一樣,因為在那里已 經具備相當全面的“邏輯與實驗”的思想。墨子的科學思想 最集中地體現在《墨經》以及《大取》、《小取》之中，其 中不但已經有純科學(比如試圖對數學的基本概念“平、中、 厚、圓、方”進行定義、試圖對時空結構進行定義)，而且 已經對科學的方法論進行探討(諸如對充分、必要、充要條 件的研究，對辯論、推理方法的研究)。這幾篇文章也許在 完備性上還是比一個世紀后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遜色， 但是就它們在思想中引入了這種自覺性而言，它們是與亞里 士多德的著作一樣偉大的，如果考慮到由于長期的忽視，這 一部分內容肯定有散失和模糊，這種評價就更有根據了。觀 察與實驗也已經被有意識地進行了，諸如在光學、力學上的 成就，墨子本人不但以“巧匠”聞名，在他的書中還留下了 機械設備的發明。在這一切之上，也許更重要的是，墨子把 這部分內容作為他教授學生的重要內容。因此，正如李紹崑 先生說的“(墨子)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發明家，而且即使 不是中國古代唯一的最偉大的科學教育家，也是最偉大的科 學教育家之一”。而這一傳統的衰微直至長期斷絕，的確是 中國科學史中最不幸的事件之一。

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到這里，我們還沒有談到墨子思想中最偉大的部分，還沒有 談到他的“兼愛”、“非攻”的偉大理想，還沒有談到他對 宿命論的猛烈攻擊，還沒有談到他“急義”、“苦行”的偉 大人格。他的理想社會是一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 的社會，他認為父母、老師、君主都不是道德的最高權威， 因此，他要講“天志”、“明鬼”，但正象詹劍峰先生說的 “他的思想和活動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是此岸的，不是 彼岸的”。從墨子開始講學的時候起，就有人攻擊他的政治 觀念、道德觀念，但是，卻幾乎沒有人懷疑過他的人格。《淮 南子.修務訓》中說：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暖席。非以貪 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他是中國歷史上 最偉大的人格之一。

梁啟超先生對二十世紀重新重視、研究墨子貢獻很大，他在 《墨子之論理學》中說： “以全世界論理學一大祖師，而二 千年來，莫或知之，莫或述之”，這使他非常感慨。歷史如 果是由思想的辯論來決定的話，那么墨子必定不遜于孔子， 墨學在中國歷史上一度長期斷絕一定是理論之外的原因。探 究這種原因，或者去探究歷史的可能，也許是很有意義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認識這一遺失的傳統是認識我們的文化 必不可少的一環，歷史即是我們的集體自我意識，我們不能 再在這個問題上采用獨斷論的方法了。 注：對于《墨子》一 書的著作情況尚有爭論，本文基本上采用詹劍峰的說法，把 《墨經》視為墨子自己的作品，而把《十論》視為墨家學者 所記錄。

作品來源：魯山文學藝術網